國內人口自2022年開始出現下降,這是近六十年來的首次人口下降;這意味著,過去我們從害怕人口過多拖累經濟發展,變成了害怕新生兒太少拖累經濟發展。
這一觀念的轉變不僅僅源自于現實,同樣也源自于經濟學中最基礎的邏輯,那就是生產力和消費之間的關系。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許多人擔心世界面臨人口過剩危機,我們也曾有過類似的困擾,于是在80年代推出“計劃生育”,以遏制人口增長過快。
【資料圖】
這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減少了數億人口的增長,為經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但現在,人口下降并不是一個好消息。
人口下降會給經濟管理帶來兩大問題。
第一個關于人口下降的大問題,那就是老齡化社會的到來。
在我所能夠想到的所有社會里,我們都依賴年輕人來贍養老年人,這是今天幾乎所有地區都在實行的養老金給付制,哪怕是在一些沒有養老金體系的地區里,老年人也需要依靠子女去盡贍養義務。
不論是養老金給付制也好,還是年輕人贍養老人的義務也好,這背后都依賴于年輕人上班族賺錢照顧老人,或者把一部分收入放在社保基金池中,用于給老人發放養老保險。
而我們這一代人最尷尬的地方也在于,隨著醫療進步和發展,人們的人均壽命大幅提高,加之養老金制也屬于新生物,這就讓原本可以“無限循環”的養老金制,變成了年輕人供養退休老人。
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不斷上升的老齡撫養比都令人擔憂,領取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繳納養老金的年輕人越來越少,長此以往,就會有枯竭的一天,這對財政來說,同樣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我們的老年撫養比越高,社保基金池就越難以為繼;如果長此以往,我們或許就只剩下兩個選擇,要么讓退休老人承受經濟痛苦,降低養老金數額;要么大幅提高針對年輕人的繳費比例,要么兩者皆有。
而在過去的十八年時間里,我們的養老金連續上漲了十八年,這足以說明,我們所采取的辦法正是后者,那就是提高年輕人的繳費比例。
但年輕人或許不會感受到如此清晰的成本上漲,因為這部分繳費比例,壓力給到了企業自身。
數據表明,企業支付員工的養老金比例,也連續上漲了十八年,但考慮到經濟學中的成本原理,企業不管付出了多大的成本,最終一定會想方設法讓員工去承擔。
例如給員工更低的薪資、給更少的福利,亦或是更加內卷的競爭形態。
不管是老齡化最嚴重的韓國日本,亦或是美國,在應對老齡化社會上,都沒有更好的經驗。
這幾乎是一個無解的難題。
另一個問題也非常微妙,那就是人口下降一定會導致經濟疲軟。
這個結論其實不難理解。為了保持充分的就業,一個社會必須維持足夠高的總體支出,從而跟上經濟的生產能力。
什么是經濟增長?
從宏觀上說就是GDP要一年超過一年,從微觀上講就是有人花錢比掙錢多。
GDP如何一年超過一年?那就是維持足夠高的總體支出,例如房地產、基建、消費、投資、貿易等等。
如何有人花錢比掙錢多呢?投資、買房、買車、貸款創業、消費。
過去房地產飛速上漲數十年,許多家庭掏空錢包買房還貸款三十年,這就是花錢比掙錢多,這部分當然要算到GDP當中,而房地產作為一個占GDP近四分之一的支柱型產業,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我們實現了經濟的高速發展。
到現在,隨著我們的人口增長開始疲軟,增量市場逐漸飽和,大家進入到一個存量市場中,加之房地產的疲軟,于是花錢比掙錢多的人越來越少,宏觀上的支出也就越來越少,自然每年的GDP增長就開始放緩。
這是一個幾乎是必然的趨勢。
人口減少,尤其是勞動適齡人口的減少,往往會導致一些重要支出的減少,尤其是投資支出。如果工人的數量在減少,在宏觀上,就不太需要建造新的工廠、辦公樓等等,如果家庭的數量在減少,自然也就沒有必要建造新的樓房。
數據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國內2022年房地產業經濟數據全面走低,其中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10%,這是自1999年以來的首次下降。
根據統計局上個月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13萬2895億元,比上年下降10%,其中住宅投資下降9.5%。
在房地產銷售方面,2022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比上年下降24.3%,其中住宅銷售面積下降26.8%;商品房銷售額13萬3308億元,下降26.7%,其中住宅銷售額下降28.3%。
截止2022年末,國內商品房待售面積5億6366萬平方米,比上年增長10.5%,其中住宅待售面積增長18.4%。
從房地產的數據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但凡是關于賣房和開發投資的,都出現了雙位數的下降,而待售面積也出現了雙位數的增長。
這說明了什么?
這說明了房地產不僅賣不動了,更重要的是,房地產開發投資也出現了10%的下降。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一方面是因為房地產市場份額的確逐漸飽和,許多家庭都有了自己的剛需房;另一方面,從房地產投資增值的角度看,房地產的已經失去了投資屬性,這讓不少中產以上的群體不再講房地產當作是投資增值的標的物。
而房地產開發商也基于人口下降,調整了開發投資額。
這是一個一去不復返的時代。
勞動適齡人口的減少,往往會導致經濟持續疲軟。
日本就是一個明晃晃的例子。日本的勞動適齡人口在上個世紀90年代達到頂峰,此后日本一直在于通貨緊縮作斗爭,盡管數十年來利率都處于極低水平,但依然沒有個人和企業愿意借貸、投資。
導致日本失去三十年的,除了房地產帶來的全民負債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口。對于企業來說,在市場有限的情況下,企業自然也就沒有多少心思和積極性去借貸擴張發展。
日本在應對人口減少的問題上做得的確不錯,日本通過赤字來支撐經濟,從而避免了大規模失業,雖然我們總說日本失去了三十年,但平心而論,日本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質量至少沒有下降,只不過也沒有進步罷了。
換位思考,當我們也面臨著和日本同等的局面時,我們能夠做的比日本更好嗎?
實事求是地說,不太可能。
和日本相比,我們的經濟結構處于嚴重失衡的狀態,這是結構性問題,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加上房地產、婚姻和教育成本偏高,國內對消費的需求也相對較低,這對經濟的長遠發展來說,同樣也是不利的。
我們的經濟結構中的問題還需要時間去解決,但人口結構的變化又讓我們嘗到了經濟增速降低的陣痛,這兩個問題夾在一起,越拖越容易出系統性風險。
從宏觀經濟的產業去看,我們一直依靠超高的投資率去維持經濟發展,好處是,這的確可以讓經濟發展,帶動許多農民工就業,獲得收入。
但缺點也并非沒有,像地鐵、高速公路,那就是修一個虧一個,長期來看,加上房地產和基建等重資產行業的投入,并沒有換來期望中的收益,這就導致我們的泡沫債務赤字是遠遠高于日本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水平。
這個問題,可能余生也看不到解決的辦法,可能最終會用貨幣的方式去稀釋掉,但不管怎樣,最終買單的依然是每一個社會人。
每次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總會想到隔壁的日本;從最早的明治維新,到二戰后的經濟奇跡,日本一直以來被我們視為某種“榜樣”,至少在經濟發展方面饒是如此。
而日本街道的干凈整潔,以及卡塔爾世界杯下主動清理衛生都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很難說,在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上我們會做的比日本更好;在解決人口下降方面會做的比日本更好。
日本更像是早期我們學習的范本,如今我們在經濟總量上早已經遠遠超越了它,此時我們回頭再看日本,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泡沫破滅以來,日本失去了三十年,也被許多人嘲笑了三十年。
我們今時今日的問題似乎又回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日本所面臨的問題上,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我們的抗壓能力似乎要比日本強上好幾倍,但這種抗壓的代價和它未來破滅的風險大小,同樣也是呈正比的。
我一直喜歡把一個經濟體比作是一個公司,過去的表現并不能保證未來的結果,就像08年雷曼兄弟破產一樣,這家成立一百多年的老牌公司,大概也想不到會在2008年破產倒閉,也許它的創始人雷曼兄弟自己也想不到,這家公司能夠存活如此之久。
當然,經濟體的問題要比一家公司所面臨的問題復雜不少,也困難不少。我不知道人口問題會在多大程度上拖累我們的經濟,但對一個樂觀的悲觀主義者而言,我總是先悲觀的界定問題,然后再樂觀的去想對策和解決方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坎”,老一輩總是這樣說。
end.
作者:羅sir,新青年的職場內參。關心事物發展背后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關注我,把知識磨碎了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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